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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T数字作品交易中，用户首先在交易平台上传数字作品，由其“铸造”（mint）成NFT数字作品，并设置相关交易条件；其他用户在浏览后，若是同意交易条件，则由智能合约来执行资金转移并将购买者记录为新的持有者。NFT铸造行为使得数字作品被提供至网络空间，供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符合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特征。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这一点在我国NFT第一案“胖虎打疫苗”的司法裁判中亦得到确认。然而，NFT数字作品铸造后的交易行为到底该如何定性，尚存在较大的争议，代表性的有“发行说”“信息网络传播说”“物权转移说”“债权转移说”“虚拟财产转移说”等。

　　数字作品无需有形载体呈现。NFT数字作品交易的结果，实质为智能合约自动完成通证相关语义信息的变动，而NFT所映射的数字作品本身并未发生变动，整个过程未涉及作品有形载体的转移。若坚守发行权“有形载体论”，则发行权并不适用于NFT数字作品的交易行为。持“发行说”的学者将NFT通证视为物权凭证，进而将NFT数字作品交易视为物权的变动，由此产生类似于传统作品交易的特征，为发行权及其后续的“发行权权利穷竭”的适用证立；或是不赞同发行权囿于有形载体，主张对发行行为作扩大解释。

　　“虚拟财产”通常指网络游戏中的游戏装备、游戏货币以及网络账户等，具有与NFT数字作品类似的“稀缺性”和“可交易性”，用户对其也有一定的支配能力。那么，确立NFT数字作品的虚拟财产权，并通过构建相关规则以规范交易行为是否可行呢？虽然学界对“虚拟财产应受到法律保护”早已达成共识，但有关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争论至今仍未停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仅有第127条的一般性保护条款。多数虚拟财产案例纠纷中的法官并不热衷于法律属性的讨论，而是在确认保护用户财产性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案情采用相关的法律原则和合同、侵权等有关规则予以解决。

　　数智时代背景下，新型财产形态持续涌现，法律对这类新型财产的规制与社会实践发展之间存在一定适配节奏差异，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议题。既然抽象的“权利范式”存在客体依赖的弊端，而数字技术又不断冲破对客体的既有认识，不妨采用迂回的“关系范式”，对涉及新型财产主体正当权益的外围关系进行相关法律的适用，或者进行一些必要的外围性规则更新，以强化相关主体的权益保护。虚拟财产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在基础性的法律规则供给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行业习惯的不断完善，即使没有进行专门立法，先前人们担忧的一些法律风险也能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

　　基于此思路，要保证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的安全，至少有三类外围关系需要得到有效规制：一是NFT持有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通过夯实平台责任，提高平台对持有者所映射的数字作品的审查义务，加强安全保障义务，防止用户数据泄露，对智能合约进行安全审计等。二是NFT铸造者与购买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推广标准条款、建立行业习惯和追究违约责任，促使铸造者不得为同一内容创建多个NFT数字作品，以免售出作品遭到贬值。三是NFT持有者与广大用户之间的关系。由于区块链去中心化的特点，持有者要有妥善保管私钥和访问权限安全的意识，而其他用户要遵守相关法律规定，不对持有者开展黑客入侵、钓鱼攻击等不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