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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1900年间,德国生产的小麦仅能供应全国小麦需求量的73.7%。而1900年以后德国在小麦等农产品方面对国外的依赖程度更高:1900-1904年,德国小麦的年平均产量为390万吨,进口量却达到203万吨;1905-1908 年的相应数据为372万吨和232万吨;1911-1912年的相应数据为421万吨和208万吨。由此可见,尽管德国本身的农业产量在不断增长,但它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更快增长。工业原料方面对外依赖也极其严重。

　　1872年时,德国的原料进口仅570万马克,到1910年时增加到了16130万马克,增长约28 倍。从出口角度看,呈现跳跃性发展的德国工业迫切需要寻找国外市场来释放它发出的巨大能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全部工业品的1/5到1/4是在国外市场上销售的。由于德国在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中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它的商品充斥于欧洲市场。有人曾经这样描写在法国巴黎对德国商品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电梯是德国的,室内电气装置是德国的,厨房灶具是德国的,最好的照明灯是德国的。……刀具是德国的,餐厅中的椅子是德国的,浴室中的镜子是德国的……而且实际上所有授予专利的药物以及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国的。……所有这些用品都购自巴黎各市场。”

　　德国商品甚至敢于和老牌工业国英国分庭抗礼并大举进军英国市场。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其关税政策,促进工业品出口。由于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德国对外贸易额飞速增长。德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世界第二位,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短。1873-1913年,英国对外贸易由126亿多马克增加到241亿多马克,同期德国对外贸易则由60亿马克增加到了208亿多马克。德国宰相比洛夫在谈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时强调,对外贸易额的数据是单调的,但它们对德国人的福利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公民的工作和直接的生存都仰赖于它们”。

　　此外,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这一时期的德国在扩大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资本。到1914年时,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可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德国像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去海外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和资本投放市场。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以一种急切的心情写道:“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产地。​” 这一时期,德国的综合国力也大大加强了。关于经济方面的实力自然无须赘述。

　　他首先在对英和对俄关系上重新调整,由俾斯麦时期的联俄政策转变为亲英疏俄政策。德国政府此时改变对俄国的政策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俄国曾经是德国的主要出口对象。1868-1872年间,德国商品在俄国进口商品总额中占到44%,1877年为46%。然而,从1877年起，俄国政府开始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使德国对俄国的出口一落千丈。到80年代末,由于俄国继续提高进口关税,德国的工业品在俄国工业品进口额中已经下降到27%。这种状况使得德俄之间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于是,从1887年起,作为俄国主要债权国的德国开始拒给俄国贷款,德国银行也拒绝接纳俄国的有价证券作为抵押。

　　俄国在未来德法战争中的中立。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同盟体系,在俾斯麦眼里是可行的。他认为,在三个友好国家之间,“如果每个国家向三者中的两位签约者做出针对第三者的承诺,即倘若与第三者破裂,将互相支援,那么第三者只会获得更坚定的担保”​。事实上,在这位圆滑的外交家执政时期,德俄之间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对此,威廉二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以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

　　1890年3月,俾斯麦去职后,新上任的卡普里维政府拒绝了俄国政府提出的将《再保险条约》再延长6年的建议。答复是:德国愿意一如既往地与俄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由于人事变动,目前必须保持冷静,所以不能缔结广泛的协定,不能延长该条约。甚至当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做出各种让步后,德国政府仍我行我素。德国政府这种坚定的态度,使俄国方面意识到,德国的对外政策方针已经改变。 卡普里维政府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卡普里维认为,德俄再保险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条约的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

　　但这只老狐狸又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便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价钱。现在,新一任德国政府由于对外政策方向的转变，一反俾斯麦的态度,迫切要求与英国达成协议。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政府准备对英国的任何要求做出让步。德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通过德英和解,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弥补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给德国带来的损失;第二,卡普里维政府将北海海岸附近的赫尔果兰岛视为易北河口和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堡垒,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德国政府对英友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通过与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和海上霸主搞好关系,谋求在海外有所发展。这一点恰似与虎谋皮,当然为既得利益者的英国所不容。由于德国的一举一动威胁到英国在殖民地事务特别是海上霸权方面的地位。最后,英国甚至被迫站到了德国的对立面。卡普里维当政时期,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所改变，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固守欧洲大陆的政策。1894年10月霍亨劳厄继任宰相后,也仍未能在对外殖民扩张等方面做出“令人振奋”之举。于是,急于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德皇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决定起用得力人物来贯彻自己的意志。

　　1898年建立起来的德国海军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德国重工业界等之所以对扩建海军如此热心,不仅因为强大的海军舰队意味着会为德国带来海上和殖民霸权,而且因为建造战舰会给与之相关的企业带来巨额利润。据称,仅舰队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男爵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奥托·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在致梯尔皮茨的信中直接指出了扩建海军与经济的关系:“通过新战舰的定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和工业的活跃,会使与之有关的交易所行情上涨,挽救许多财富并稳定市场”​。

　　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引起英国的关注。根据梯尔皮茨的计划,第一个海军法案只是满足德国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形势需要,第二个海军法案则已经包含着要使德国成为海上强权的“思想”​。英国害怕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受到动摇,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尽管英国声称要保持对德国的海军优势,但是正在走下坡路的这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角逐中有些力不从心。财大气粗的德国则咄咄逼人,声称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以至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在发动进攻时也要冒严重的风险。

　　到1908年,英国有8艘无畏舰,德国有7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为51:24。德国海军已经从1897年时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挑战的世界第二大舰队。贝特曼一霍尔维格接任比洛夫的宰相之职后,曾试图与英国方面协议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然而,威廉二世从根本上就反对就“他的舰队”进行谈判。德国的扩建海军政策必然导致英国和德国的对抗,因为“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是同不列颠帝国的生存不相容的”​。英德在海军方面的对峙已成定局。德国在大力扩建海军的同时,殖民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

　　在南非重要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就有将近15000名德国移民,而联络德国移民的俱乐部更是布满了整个德兰士瓦。1895年以后,德国已经控制了德兰士瓦的几乎全部出口贸易。英国早就将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到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湖的广大地区视为自己要占领的土地。到90年代初，它已经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布尔共和国。对此，德国政府曾于1893-1894年支持德兰士瓦抢修了一条从首府比勒陀利亚到莫桑比克的洛伦索一马贵斯的铁路,作为出海口,以打破英国的包围。在逼迫无效的情况下,英国决定以武力吞并德兰士瓦。

　　1895年12月,英国指使它的南非公司经理率领一支警察部队进入德兰士瓦,进攻约翰内斯堡。德国政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做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威廉二世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保护国,并不惜与英国一战。当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失败后,激动不已的威廉二世立即给德兰士瓦总统克吕格尔发去贺电,祝贺他“不求助于友邦”,仅用自己的力量就“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其实,德国在德兰士瓦问题上态度强硬,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德国人将它看成与英国方面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

　　1904年4月,英法两国就有关在北非的权益达成协议,英国控制埃及,法国操纵摩洛哥。次年2月,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试图将摩洛哥“突尼斯化”,使其变成从属于法国的殖民地。但是,德国也觊觎这块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想借此打击日益紧密的英法关系,因此决定对法国施加压力。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突然访问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声称摩洛哥应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独占。德国甚至发出威胁,“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就在法国准备对德国的压力让步之际,英国出面支持法国和俄国对日战争的结束使德国的武力讹诈黯然失色。最后,德国不得不同意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但是，1906年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孤立的德国一无所获。1911年7月1日,德国又利用法国出兵摩洛哥起义之际,派炮舰“豹”号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三天以后重型巡洋舰“柏林”号和炮舰“野猪”号继至,迫使法国与之签订协定: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法国则将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割让给德国。德国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麦隆与刚果河之间的联系。

　　因此,它趁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对此,英国心知肚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明确表示:德国“是公开进行讹诈”​。但是考虑到英布开战后的处境,英国政府决定对德国做出让步。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德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的两个最大的岛屿,群岛中的其他两个岛屿归美国;英国放弃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为此,它取得了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同时,英国将英属非洲殖民地黄金海岸与德属非洲殖民地多哥之间一小块有争议的土地划给德国。德国对远东地区的政策呈现阶段性特点。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当时俾斯麦政府的策略是,怂恿法国等列强在中国等地进行争夺,以便转移它们在欧洲的视线年中法战争期间,德国驻法国大使霍亨劳厄曾经指出:“俾斯麦说,我应该公开表示,我们将忠诚于法国,我们将不因任何情况而动摇,而放弃我们的中立。​”但是,到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开始采取一种积极拓展的政策。

　　正是出于以上动机,德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后积极发动并参加三国干涉迫日还辽事件,以便博得中国政府的感激,捞一些好处。当然,德国政府此举还有另外的目的,即赢得早就觊觎着辽东半岛的俄国的友谊,把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以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 三国迫日还辽后,德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10月，德国获得了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处租界。1896年3月,德国又获得了对华贷款。然而,德国人取得在中国的立足点的愿望没有实现。1895年10月,德国外交部致函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到在中国取得一块基地之事,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给予了拒绝。次年6月,李鸿章访问柏林,德国政府再次试探此事,结果李鸿章只答应在北京支持德国的要求,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1896年春天,身为德国东亚舰队司令官的梯尔皮茨专程来到远东,为德国在华选择立足点,并倾向于胶州湾。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庄被杀案,给了德国人千载难逢的机会。威廉二世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指出:“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站稳了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于是,没等中国政府表态,德国政府就急急忙忙地于11月13日命令它的远东舰队驶进了胶州湾。次日,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

　　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军政要员会议,确定了“永久占领”胶州湾的原则。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两旁采矿的权利。中近东地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勾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也是德国“世界政策”重点目标。在德国对中近东的扩张中,巴格达铁路成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达铁路是德国“三B铁路”计划的组成部分。

　　因此，80年代末,德国几家大银行开始向土耳其铁路投资,并由此提出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1888年,德国资本家艾尔弗雷德·考拉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斯密尔的铁路的租借权以及修建从伊斯密尔到安卡拉的新铁路的租借权,并专门成立了小亚细亚铁路公司。1893年,小亚细亚铁路公司又获得将铁路从安卡拉延长到科尼亚的建筑权。德国银行界在土耳其的铁路计划引起德国重工业界的兴趣,因为由此引发的对铁轨、机车、车辆等的需求会带来巨额利润。所以,德国重工业界与德国银行界一道继续推动巴格达铁路计划,准备继续修筑从科尼亚到波斯湾的铁路。

　　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其他银行为此共同创办了“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德国政府考虑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的势力范围,起初在立场上有所顾忌。为了防止与英俄发生冲突,它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听任德国工业侵入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确表态。到19世纪末,由于重工业界的压力以及德国政府加强推行“世界政策”,中近东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它就再也顾不得得罪英、俄等列强了。1898年,威廉二世在比洛夫和德意志银行行长格奥尔格·冯·西门子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土耳其。

　　据统计,1893年,德国的进口总额中只有0.1%来自德国的殖民地,1912年时也只有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国输出总额中有0.2%是输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时相应数额也只增加到了0.5%。指出的是,威廉二世这种锋芒毕露的对外政策大大加剧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迫使它的对手们联合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它是得不偿失的。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殖民地的政策严重威胁英国的海上和殖民霸权地位,英德矛盾逐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德国与法国在非洲的争夺,使得这两个国家旧怨未了又添新仇。